有23.7%的企业对铁路、石油、电信、电力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基础建设有兴趣，有投资意愿。
4.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一、计划实施的必要性汞、铅和高毒农药等污染物毒性大，一旦排放到环境中，既可以通过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也可以通过食物链传导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
铅污染主要集中在铅冶炼、再生铅行业，以及铅使用量达80%的铅酸蓄电池行业。文件内容主要包括申请奖励资金项目基本情况说明、申报条件符合性审查意见、项目总投资额核定情况、对项目真实性及项目整体（含子项）未得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承诺说明等。对2016-2017年底前完成并通过核实的，给予不超过实际投资额10%的资金奖励。省级工业主管部门（中央企业）要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完成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的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出具实施效果评估报告。4.专家评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能否达到本计划提出的实施效果要求，给出明确的结论。
并提供地方环保部门出具的监测报告。如上世纪在日本发生的由汞污染引起的水俣病，近几年在我国多地发生的由铅污染引起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由高毒农药引起的毒生姜毒韭菜等问题。有人一说到交易，由于知识程度不够，就说又圈钱了，这个不对，因为没有交易是简单的圈钱，即使是证券交易，也是有智力投入。
这也要求我们的制度要进行总量控制，把所有的资源配额放到市场来，不能有的企业花钱买，有的企业政府直接分。北京的环境，具体到空气质量，可以说环境质量和自己比有进步;和应该达到的标准，和好的城市差距很大;仍需努力。问：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雾霾，它的成因是什么?杜少中：雾和霾是自然现象，但我们现在热议的这个雾霾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人为排放的结果。严格来说，一个高档建筑如果是没有正常的用途的话，那纯粹就是一个罪恶之源，那就是盖的时候是开始犯罪，使用过程是继续犯罪，很好的使用是超级犯罪，所以应该说这个任何一个不管是城市也好，一个单位也好，确实应该这么看问题。
市场化的方式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公开、透明、公正，不是企业暗箱操作，分配给你多少，他会哭就多给点，他不会哭就少给点，这个都一样。如果我们还是GDP驱动的思维，总是害怕那些污染企业受损失，那肯定就不行。
为什么说专盯PM2.5是瞎耽误工夫?杜少中：先说监测，我们现在几乎穷极所有监测手段，就跟这个监测较劲，监测结果一出来，大家就骂，但却不说怎么治理。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把PM10解决，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关注PM2.5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全都盯着2.5，谁都在讨论2.5。这一大气领域的专业名词在2011年的秋季迅速为公众所知，裹挟着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愤懑情绪，那时也正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微博巴松狼王粉丝飙升的时刻。把各种环境要素换算成钱，用的多的得掏钱，要买那些指标，用的少的能挣钱，那么就刺激你用得少，用得少可以在这里挣钱，怎么用得少?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主意。
北京开始大规模的治理大气污染是从1998年开始。我们说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每一天，那也做不到，别说我们做不到，即使发达国家也做不到，因为大气污染既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当然自然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少，人为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多。实际上维持高碳的发展方式，也会影响居民的利益，因为环境的欠账迟早是要还的，你现在不损失一些利益，那早晚都得死。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政府和当时国家环保总局上报的方案，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治理大气污染。
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排放悬浮颗粒，不能喊着你们应该减排，而是我们应该减排。专盯PM2.5的结果就是谁有监测设备谁挣钱问：5月的一天，您在自己微博中发布了一组雨后满布泥点的汽车的照片，文字是昨晚一场雨，看看今儿的车。
最后还是用社会组织的身份来参与环保。问：台湾首任环保署署长简又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终促使台湾环境改善的最重要的外因是人民的觉醒和支持，环保教育是台湾环保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不要一说淘汰落后产能就是壮士断腕，那不是壮士断腕，是割除毒瘤。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分到天上看，还是有好几十天不达标。GDP驱动的思维是傻子式发展问：说到环保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利益问题。比如说盖很多饭店，高档饭店，其实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个五星级饭店?甚至超五星级饭店?这个是可以做权衡的，不是说盖得越多越好，现在只要是个题目，就要盖高档的建筑，但这些建筑的利用率非常低，这非常浪费资源、浪费能源、浪费环境资源，造成很多的污染，很多的浪费。北京奥运前后，他直面摄像机和话筒，共接受了1400多人次的采访，参加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环境问题始终存在，只不过说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的身份，影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奥运会期间我们承诺基本达标，奥运会期间实际上我们天天都达标，所以这是超额完成任务。我们甚至决定一个工程的时候，一个缺水的城市要盖一个费水的项目，那这不是缺心眼儿吗?做这件事的同时也是在教育大家，现在大家都不考虑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环保的公众参与程度太不够。
问：如何进行监管呢?会不会出现有的企业把不用的指标卖给了别人，结果自己却偷着排放。大颗粒跟小颗粒是包含关系，这个PM值当中有50%80%是2.5，你知道PM值，同时也就知道了2.5的数。
2003年到2008年奥运会又是大规模的治理，这一阶段空气质量达标的天数又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十多。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条：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就像病人高烧，只管看表换表不管退烧;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
问：国外污染物排放的装备都有处理装置，为什么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却很难做到?杜少中：我的观点就是不能盯着监测设备，不能只关注监测数据，要盯着所有的污染的工艺必须加上后处理的装置，要把污染物消灭在生产过程当中，而不是说排放出来以后再监测，再治理。每年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由于气象条件不利，所以显现的特别明显。杜少中：实际上真正比较科学的考核是一年当中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年日均浓度，考核这个指标才是比较科学的。国家本来计划在2015年左右出台PM2.5即粒径在2.5微米下的可吸入颗粒物。
其实我也赞成数，可是不能跟这个天较劲，应该跟年日均浓度较劲。大家都用这种观点转变发展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这才有可能转变。
改善空气质量有一系列的措施，但关键是落实。这么多年，无论是哪种身份都做着与环保有关的工作，您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哪些变化?杜少中：在环保局工作前我在首钢工作，大家调侃我的经历说是先污染后治理，然后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环境的问题。
杜少中：减，当然难度就大一些，这对谁都是个考验。减排是硬道理，怎么能够把污染物排放减下来呢?根本的措施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由过去的高碳、高污染、高排放减成低碳，低污染、低排放。
企业都是逐利的，有了经济效益的吸引，就有动力去减少自己的排放量。和CPI一起，PM2.5被收录入2012年7月刚刚上市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我认为用什么消费方式非常关键，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方式，比如说土豪的消费，车也得开好，高档衣服天天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奢侈，空气质量条件肯定不可能改善。有一次我到德国去跟人做环境交流，我们在人家面前说我们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如何完备，人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差点儿把我噎死，人家说了，我们没有多少监测站，我们把钱都花在治理上了。
国务院支持了60个亿专门治理大气污染，空气质量合格率从27.4%提高到了2002年的55%。我们现在3000多万的交易额，交易佣金就是20万上下，交易所交易平台的运行，运行人员的工资、房租，二十万根本就不够，别说谁还挣了钱，就连吃饭都是问题。
更有趣的是：小偷也跟着喊，比别人喊得还起劲，警察、小偷扭在一起时众人帮着小偷。这其中有些是必须牺牲的，比如奢侈浪费的习惯，放弃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你不能一个人开一辆车，甚至不能天天开车。
如果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甚至要对战争负责，我在微博上说美国的领导人是最不讲环保的，因为他发动哪一场战争都没做过环评。人们要改变观念，我曾发过微博说治污染先要治心，环境坏了首先是心坏了。
